2002年，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，考古發現一把奇怪的「木胎漆繪圭尺」：殘長171.8厘米，復原長度187.5厘米，圭尺上由間隔黑色和綠色格間以紅色道標出刻度，其中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，從頭端到此刻度39.9厘米。

該圭尺具體出土的地點，是在遺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。其中，「大型元首墓」比一般的王族墓地還要大，說明墓主在位時國力尤其強大；同時，說明該圭尺對墓主極為重要，因為「事死如事生」，故而將之陪葬。

陶寺遺址時間跨度為距今4300—3900年，中期大概是4100年。在中國史書上，這一時期最有名的帝王是堯舜。由于圭尺是立表測影、觀象授時所用，而《尚書·堯典》中有帝堯「分至四神」、測得「歲三百六十六日，以閏月正四時」

問題在于：帝堯為何突出圭尺的第11格刻度，背后到底有何意義？以先秦文獻記載看，至少表達了兩層重要含義。

首先是敬致夏至

尚書堯典記載，帝堯派四個官員分駐四方，以確定中春、中夏、中秋、中冬，其實就是二分二至，四個官員就是「四神」，合起來即「分至四神」。但談到代表南方的夏至時卻說「平秩南訛，敬致」，其他三方都沒有「敬致」，為何偏偏如此禮敬夏至？陶寺圭尺印證了這一記載。

上古時期，立表測影是觀象授時的重要手段，即根據正午影長判斷節氣。具體來說，就是豎立一根「表」，橫放圭尺，正午陽光照射，表影在圭尺上「勾」

現代學者研究發現，陶寺出土的圭尺刻度，對應了20個節氣，其中包括二分二至，即當時古人將一年劃分為20個節氣，與后世的24節氣不同。更為重要的是，陶寺觀象台也可以觀測到20個節氣，再度證明陶寺先民是將一年劃分為20節氣。

對于特殊的第11格刻度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駑指出：按照一尺25厘米計算，39.9厘米的長度，說明第11格刻度的長度近乎1.6尺，與《周髀算經》記載的夏至日影「一尺六寸」長度相同。實際立表測影也表明，這一刻度對應的是夏至正午日影長度！

顯然，帝堯「敬致」夏至，而陶寺圭尺又特別突出夏至這一刻度，兩者之間無疑存在因果關系。學者馮時推測，帝堯「敬致」夏至的原因，應與古人認為「南方象天」

其次是地中思想

周禮記載：「地中，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時之所交也，風雨之所會也，陽陰之所合也，然則百物阜安，乃建王國焉。」在古人眼里，既然大地是方形的，自然就該有地之中央。當「國家」與「地中」結合之后，就形成了「中央之國」——中國的概念。

根據文獻記載，中國「地中」在夏朝時期出現過一次變遷：周禮記載「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謂之地中」，地中在如今的河南嵩山告成鎮。但此前的地中，周髀算經記載「周髀長八尺，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」，恰好就在陶寺遺址，準確的說是在陶寺遺址所在的緯度線。

清華簡記載帝堯派舜測中、以及「舜既得中」

因此，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，特意突出第11格刻度，強調夏至這一刻度，顯然也有「地中」概念，即認為陶寺在地之中央，是為中央之國！正因如此，如今學者才會稱陶寺遺址為「最初的中國」。反過來說，陶寺圭尺也再一次印證了中國史書記載。

令人費解的是，位于河南濮陽的西水坡遺址，距今6500年，已經掌握「分至四神」、蓋天說宇宙模型、28星宿、立表測影等，是史前又一個天文極其發達的聚落，但該遺址位于北緯35°44′50″，而陶寺遺址位于北緯35度52分，兩者夏至日影長度近乎一致，那麼這兩座相隔2000多年的遺址有沒有聯系，或者是不是刻意選擇夏至日影「一尺六寸」

余論

關于本文話題，還有兩點值得思考：

首先，文明是逐漸發展演化積累而來的，必會經歷循序漸進的客觀過程，必會留下相應演化痕跡。「中國」之稱、「坐北朝南」傳統等等，都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，如今考古都可以發現源頭痕跡。因此可以說，中華文明是一部連綿不絕、循序漸進、客觀真實的原生文明。

其次，史書上的帝堯歷史，既真實又不真實。不真實在于，后人將很多先人成果歸于帝堯，比如分至四神、對夏至敬致在西水坡遺址中已經出現，這與黃帝等發明很多成果一樣；真實在于，史書對帝堯的描述，的確能得到考古的一次又一次印證。

因此，西方學者提出「中華文明西來說」、否認中國史書可信度、否認堯舜禹夏朝等，其實原因很簡單，即不是蠢就是壞。

參考資料：《尚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周髀算經》、《何駑——陶寺考古初顯堯舜時代的「天下觀」》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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