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影視作品中，經常可以看到 「狀元及第」的說法，而每年的大學聯考結束，各省份也習慣性地將文理科第一名稱為「狀元」。
以至于許多人對狀元產生了誤解， 甚至覺得古代的「狀元」可等同于今天的「清北學子」，這樣的片面認知若是讓中國歷史上的649位狀元聽到恐怕要氣得要掀起棺材板。
沒錯，在我國長達 一千四百多年的科舉歷史中，僅僅誕生了 649位狀元郎，其中還包括了太平天國、大西國等不被讀書人承認的政權，以及大遼、西夏、金朝等少數民族政權。
如此看來，古代狀元的含金量是當今大學聯考奪魁所不能比擬的，而在這寥若晨星的狀元中，卻有著一位極其特殊的 「布衣狀元」——駱成驤。
其特殊之處不只因為出身貧寒、為官清廉，更要緊的是， 他在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的殿試中本來是第三名探花，但是卻被光緒帝破格欽點為狀元。
而駱成驤也成為 四川省在整個清王朝統治階段里走出的唯一一位狀元。
事實上，四川省歷史上一共誕生過20位狀元， 只不過到了明清兩朝，巴蜀境內人才凋敝，明朝與清朝只各出了一位狀元。
而與明朝的狀元 楊慎這位著名的大才子相比，清朝狀元駱成驤顯得不為人知，這也與其所處時代背景的特殊和處事風格密切相關。
首先，駱成驤狀元及第的光緒二十一年就極其特殊，在這一年， 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《馬關條約》，從此失去了台灣島、澎湖列島與遼東半島。
也是在這一年， 同為應屆考生的康有為向光緒帝進行了第三、第四次上書，這是此前「公車上書」的后續，也是康有為仕途的開始。
事實上，當時坊間盛傳光緒二十一年的狀元很有可能是康有為，因為康有為與當時的副考官 李若農是同鄉，而且康有為當時名聲大振，被許多人看好。
然而光緒帝之所以看中了駱成驤的試卷，卻只因為駱成驤在策論卷首的八個大字。
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」
沒錯，正是這八個字讓當時年輕氣盛的光緒皇帝為之動容，畢竟作為清王朝的繼往開來者，光緒帝也曾想過效法先祖， 怎奈清王朝氣數將盡，在內外凋敝的情況下成為了眾矢之的。
因此當光緒帝看到駱成驤所寫的策論時，內心的激動之情溢于言表，當即便決定欽點駱成驤為殿試頭名。
事實上，在當科主考官徐桐的擬定排名中， 駱成驤僅能位列第三名，原因倒不是徐桐有徇私傾向，而是駱成驤雖然文章寫得好，但是 毛筆字卻不算出類拔萃。
要知道在古代科舉考試中，一位考生字寫得漂不漂亮，可是直接關系到能否被考官相中，甚至像駱成驤一樣，影響最終的殿試排名。
只能說駱成驤的策論答卷恰逢其時，而二十出頭的光緒帝正是一腔熱血、急于用人之際， 所以駱成驤成為了自清朝開國以來四川省的第一位狀元，也是唯一一位。
在此之后， 駱成驤歷任陜西提學使、京師大學堂首席提調等要職，而由于其本人出身貧寒，故駱成驤在其為官的三十年中，始終保持著節儉清廉的做官原則，并被時人稱為「布衣狀元」。
而駱成驤最為后人津津樂道的，便是其一生都熱衷于教育事業，其名言——
「天下無如吃飯難，世上唯有讀書高」，更是深刻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清末學子。連 梁啟超都戲稱其為 「狀元公有教書癮」， 聶榮臻元帥更是稱贊他在四川成都等地興辦高等學堂的先驅做法。
許多人或許不知道，駱成驤曾歷任 四川高等學校、成都高等師范學校、桂林法政學校的校長，其中四川高等學校便是如今四川大學的前身。
而且駱成驤在多次任教期間，都曾向所在的學府籌款捐資，尤其是在四川高等學校時，更是將友人陳宦所贈予的四千元費用撥給了學校，用于改善學生的住宿環境。
而駱成驤本人卻長時間家徒四壁，甚至到了廚灶屢空的境地，這也是其被稱為「窮狀元」的原因之一。
除此之外，駱成驤雖然是個不折不扣的文狀元， 卻熱衷于講武，尤其是樂于在其所任教的高等學府內宣傳
「強國強種」等體育運動。
這與駱成驤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系，畢竟到了清朝末年，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屢次敲開了清政府的國門，駱成驤雖然世代是讀書人，但是在慘痛的現實面前，他卻能夠適時改變自己的思想，并且盡其所能的影響他人。
「監陣肉搏之術，不得不講。」
正如駱成驤所言，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形勢下，講武強身同學習救國一樣十分重要，尤其是在其子駱鳳麟自德國求學歸來后，這位狀元郎更加堅定了講武強國的思想。
于是不久后，駱成驤擔任了成都當地一家 武士會的會長，更是親自出資在今天成都市人民公園的位置修建了建國術館，成功地在四川境內掀起了一股習武強身之熱潮。
只不過令人遺憾的是， 在1926年，駱成驤在參加四川軍閥劉成勛所舉辦的文官考試活動途中，不幸病逝，享年僅61歲。
回首駱成驤這位狀元郎的一生，從公車上書到戊戌變法，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，在這些風云際會的歷史片段中，駱成驤能夠堅持自己潔身自好的本性，并積極投入到時代的變革之中，可謂是 文武兼備、育才立德。
只不過鮮有人知， 駱成驤在出生后不久由于家里貧困，原生父母便將其過繼給駱姓人家，在如此苦難重重的童年下長大的駱成驤，竟能夠成為光緒二十一年的狀元郎，其背后所付出的努力與艱辛可想而知。
因此對于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，后人不應僅抓住其八股文、讀死書這些糟粕不放，而應該站在歷史價值觀的角度去辯證思考，諸如駱成驤這樣的「布衣狀元」，恰恰是科舉制度存在合理性的最好證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