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2月24日，江蘇一個工人女子偶然間撿到了一枚金印章，根據專家研究，這枚印章出自漢代，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物。雖然珍惜，卻也沒有到舉國震驚的程度，這個發現很快就平息了下去。

可日本聽說了這個消息，看到了照片上的金印之后，全國上下沸沸揚揚，紛紛希望能將金印借過來觀摩研究一番。原來，這枚金印章竟然解開了日本一個爭論超過200年的謎案。

01 偶然見到印章，竟是千年文物

陶秀華，江蘇省邗江縣的一個普通工人。1981年2月24日，她正與其他的社員一道在工地修路，到了中午，大家都在原地休息，陶秀華也氣喘吁吁地坐下來準備歇一會兒。

可看著剛剛被翻動的土地，陶秀華似乎被一道光給閃到了，她仔細一看，只見土里面竟然有一小點金色。

陶秀華強忍住興奮，一口氣跑到了河邊把泥土清洗干凈，這才看出了它的真面目。這塊金子分成兩部分，下半部分是一座方台，上半部分是一只精致的烏龜。 陶秀華翻到下面看，發現下面歪歪扭扭寫著幾個古文字，便知道這是一枚印章，而且是古董印章。

陶秀華不認識這些字是什麼，但是她也清楚，這枚印章的價值絕對很高。她先是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丈夫，丈夫曾經幫考古隊做過民工，有聯系考古專家的途徑，夫妻倆商量一番，決定尋求政府幫助。

當專家與警察趕到以后，對陶秀華拾金不昧、上交國家的行為充分給予了肯定，又拿出一筆獎金和一張獎狀，將金印章收藏在了南京博物院。

此后，專家們對金印進行了考察與研究，終于確定了這枚金印章的來歷。金印章重約100來克，底部刻有「廣陵王璽」，「廣陵」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，因著名琴曲《廣陵散》而為歷代詩人傳頌。

這枚金印章的制作時間大約是漢代，工藝手法也符合漢代特點，因此「廣陵王」指的就是漢明帝同母兄弟劉荊。這劉荊本來是「山陽王」，雖有才華，卻十分刻薄無情，沒被光武帝相中。

漢明帝即位后，劉荊三番兩次要造反、謀逆，按照當朝例律早就該被斬首。漢明帝顧念同胞情誼，不忍心殺他，反而多次容忍、饒恕，最終在永平初年將他重新封為廣陵王。

但是劉荊依然不死心，到了廣陵還找巫師詛咒漢明帝，這下子眾多大臣不樂意了，紛紛要求處死劉荊。最終劉荊自知沒有什麼好下場，干脆自盡了。

根據史料記載，這種金龜印盛行于漢代，是漢朝皇帝喜歡給同姓王侯的賞賜，劉荊雖然為人處世不咋地，好歹也是個正經王爺，有一枚金龜印并不奇怪。

1981年4月，日本《中日新聞》社長加藤巳一郎率領「友好訪華團」來我國訪問，其中一個訪問地點就在南京博物院。抵達之后，南京博物院負責人員專門給他們展示了新收藏的、由陶秀華夫婦捐獻的「廣陵王璽」。

當時加藤巳一郎帶領的記者將這枚金印拍照、寫成稿子發回日本，竟然引起了軒然大波。日本最大的幾家報紙《朝日新聞》《北陸新聞》等爭相轉載，學界、民間也紛紛議論。

日本史學界稱這枚金印為「一次偉大的發現」，不少博物館的館長親自寫信希望可以借「廣陵王璽」觀摩一番。 當時連我國的學者都不太明白，為什麼這枚金印在日本有這麼大的吸引力？

對我國來說，「廣陵王璽」雖然珍貴，卻也不是孤品，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我國陸續出土了屬于王后、侯爺、王爺和文帝的印璽。但是在日本，僅發現過一次類似的金印，而且爭議不斷。

1784年2月23日，日本一個叫甚衛兵的普通農民在福岡東郊志賀島上開拓水路，竟然從泥土里挖出來一枚金印。 這枚金印底座與「廣陵王璽」高度相似，但上面的神獸卻不是一只龜，而是一條盤踞的蛇，印面則是幾個古漢字。

甚衛兵拿到金印不敢帶在身上，以5枚白銀的價格賣給了當地藩主黑田。黑田是一個對中國歷史文化很感興趣的人，家里還養著許多學者。 他為了破解金印，特地請了當地有名的儒學家龜井南明，經過一番研究，南明斷定這金印上面的字數一共有五個，為「漢委奴國王」

《后漢書》有記載，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國派人朝貢，光武帝賞賜了他們印章和綬帶。這一點，南明也查閱到了，因此他推斷這枚印璽可能就是當時光武帝劉秀賞賜給倭奴國王的。

日本學者上田秋成得知了這件事情以后，找到黑田對印璽進行了一番研究。最終，他寫成一篇《漢委奴國王金印考》，發布在了日本學界，引起軒然大波，不少學者紛紛進行自己的研究發布出去。

這本來也沒什麼，史學界要研究的東西很多。問題就在于，短短數年之后，就有人對「漢委奴國王」印璽提出質疑，認為這枚金印是一個假冒的東西。

學界質疑者提出了很多原因，但最具說服力的有四點。

首先，「漢委奴國王」金印的雕刻手法與技術，相比于漢代的普通印章來說出入很大，二者的風格也不大相同。

其次，「委奴國王」雖然是藩屬國，卻也是正兒八經的國王，光武帝若要賞賜，也該像給劉荊那樣賞賜龜印，而非蛇印。

再者，這枚金印出現了一個「國」字，在此之前，日本學界從沒見過漢印有「國」字的。

最后，一般來說印章的最后都會帶有「印」、「璽」、「章」字以表示用處，但這枚金印并沒有，而是直接以身份收場了事。

這幾個說法都很難被駁倒，因此有關「漢委奴國王」印章是否為真的爭論經久不絕，日本學者甚至為此吵了足足200年，單是正反雙方的文章都發布了三四百篇。

02 破解日本200年謎案，見證兩國友誼

1957年，云南晉寧發現了「滇王之印」，這枚印章同樣是「王印」，而印章的神獸卻是蛇，這個發現讓日本支持「漢委奴國王」

經過對滇王之印的研究，日本學者發現滇王之印與漢委奴國王印的制式基本相同，長寬均為約2.3厘米，最高處0.9厘米，而這個邊長正是漢代實行的「寸」，與其他漢印相似。

此時有專家推斷，對于那些身居南蠻、東夷之地的王，漢代皇帝不會賞賜與本朝王爺相同規格的龜印，而是以蛇印代替。

可要想證明這個論斷，就得有個正經的漢代本朝王爺印出土作證，否則水也無法肯定龜印與蛇印到底是如何區分的。

直到陶秀華發現了「廣陵王印」，終于解開了這個謎題。日本學者拿「廣陵王印」與「漢委奴國王」印做了一番對比，發現二者的大小也是相等的，更直觀地體現是兩枚印章上面都有特殊工藝制成的魚子紋，雖然二者的雕刻方法不太相同，但整體風格仍然是一致的。

根據史書記載，「廣陵王印」是永平元年，也就是公元57年制造的，而「漢委奴國王」印則是建武中元二年，公元58年制成并賜給倭國使臣的。兩者的制造年份只差了一年，風格上一脈相承，甚至有人覺得這兩枚印章很可能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。

對當時的我國來說，倭國這種邊陲蠻夷之地，是不可能讓天朝上國親自派遣使臣前去送禮的，必定是倭國派人漂洋渡海來到洛陽，朝拜稱臣才得到的賞賜。

而在此之前，有人質疑《后漢書·東夷傳》的真實性，認為范曄記載的倭國有不少虛構的成分。 「漢委奴國王」印的發現，佐證了范曄對東夷記載的可靠性，為我國史學界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。

由于兩枚金印的緣分，「廣陵王印」出土地中國揚州市，與「漢委奴國王」印的出土地日本唐津市還結成了中日友好城市，對于鞏固、見證中日友誼都有著不小的幫助。

兩枚小小的印璽，竟然承載著兩個國家的交往與歷史，不禁讓人感慨萬千。更令我們感到震撼的是，文物跨越千百年依然具備強大的力量，是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。 因此，做好文物保護工作萬分重要，而且需要每個人的積極配合與無私奉獻，唯有如此，中華文化之魂才能薪火相傳，永不熄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