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洪武三十年三月，有福建十大才子之稱的陳安，被朱元璋親自欽點為春榜狀元。
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陳安天子門生身份僅僅到手二十天，還沒來得及衣錦還鄉，他就被朱元璋下令處以車裂酷刑。這是為什麼呢？
昔日齷齪不足夸，今朝放蕩思無涯。科舉起于隋唐，卻于明朝發揚光大。
大明公司認為只要把那些讀書的聰明人都弄到體制內，自己親自管。下面即便有幾個不聽招呼鬧事的，沒有智多星，最多也不過是烏合之眾瞎胡鬧。
所以，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大開科舉，實行擴招。并分南北考場。這下子想做官的人，就擠破了頭。當官就是目標，人生從此有了意義，專心以讀書為業。
對學子而言，從秀才到舉人，最后進入國考會試，狀元就是目標，雖說文無第一，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。狀元也是人，都是寒窗十年苦讀，憑什麼不是我？
但狀元產量很低，三年才有一個，據統計，明朝276年的歷史中，僅有90名狀元，不足百人。即便在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里，也只有楊慎一人摘得過狀元的桂冠。
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二月，三年一度科舉會試如期而至。在朱元璋的反復篩選下，最終確定由翰林學士劉三吾和王府紀善白信蹈擔任正副主考，主持此次重要考試。
一切都按照既定計劃有序推進，考試結束，宋琮等五十一名學子高中。三月，經過朱元璋親自廷試之后， 最終欽點陳安為狀元、尹昌隆為榜眼、劉仕諤為探花，并發榜公示。
因為發榜時為春季，故稱為 春榜。
然而，放榜才短短六天，就有眼尖的人， 發現春榜中五十一名考生全部來自南方。此后，春榜改成南榜。
于是有北方學子闖到禮部，擊鼓鳴冤，狀告主考官劉三吾偏袒南方考生。而更有一些北方考生，在南京街頭沿路揭發黑幕，甚至當街攔住官員的轎子，哭訴冤情。
傳言隨之四起，有說主考收受賄賂，有說他們搞地域歧視，各種說法讓考官們無言自辯，而接訪的朝廷也應對不暇。
于是，會試不但不能按期收場，反而要面臨著一場悄然醞釀的風暴。
其實，考成這個結果，從根本上講，責任者并不是主考官，更不是朱元璋。因為按照當時的歷史條件，就是這麼個現狀。南生太強，北生太差。
明初的北京、西安，就是邊疆，飯都吃不飽。別說985、211，上課老師都不一定有。蒙古人整天在家門口轉悠，鬼知道那堂課，就成了最后一課。能堅持學下來，已經不易，想學精學深，確實是有些難。
而江南家境富余，又無戰火之虞。宋濂、劉伯溫這樣的大儒，哪個縣沒有幾個。 風聲雨聲讀書聲，敲黑板，劃重點應有盡有，江南的學子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出幾個江南四大才子，哪都不叫事。
所以，江南的學子和北方的學子，雖說大家都是在四書五經里鉆研，然而在家教、私塾、書院的保障下，江南學子想不成為優等生都難，而戰火中讀書，自學中成長的北方學子個個也都是好學生。
但是優等生一定是好學生，而好學生卻不一定就是優等生。
在一片質疑聲中，事兒鬧到朝堂，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關切。十多名監察御史上書，懷疑科舉考試存在舞弊問題，要求朱元璋徹查此事。
在整個科舉歷史上，北方士子一人未錄，實屬罕見。
朱元璋看到這樣的結果，也感到意外。為了給各方一個交代，朱元璋做出了妥協。
三月初十，他正式頒布了詔書，組建了一個特別的調查小組。這個小組由侍讀張信和已經是狀元身份的陳安等12人組成。要求于落第試卷中，每人再各閱十卷，增錄北方人入仕。
然而，調查小組不知道是沒領會領導意圖，還是他們只堅持心中的道。不唯上，只唯實。認為只要沒錯，就不該為了平息風波，而做出退讓。
經過數天復核，調查組于四月底得出結論，
一致認為北方學子學文見識，不僅差強人意，甚至還有言辭觸犯禁忌。而南榜的五十一人則完全基于才學錄取，沒有任何問題。結論清楚，表述無誤。但卻再次在朝野間引起軒然大波。北方士子對這一結果，同樣難以接受，因為這幾乎就是說，他們最后的希望也破滅了。
一時間，北方籍文官們義憤填膺，不但對劉三吾、張信等人進行嚴厲指責，還聲稱劉三吾、白信蹈私下指使張信等人，刻意提取差卷復核，只為貶低排擠北方考生。甚至有人表示要辭官歸鄉，以示抗議。
南北學子之間的爭議，無非是學識、學術、學派之爭，對于朱元璋而言或許并不算大問題，但北方士子的不滿卻讓朱元璋有些緊張。
洪武年間，北元朝廷還沒有徹底解決。
元朝的統治影響也未完全消散，雖然元朝一共沒組織幾場科舉，但每次考試，按照四等人制度，北方漢人們中考入仕的機會反而比南人學子還大一些。但在明朝初期的科舉考試中，由于經濟文化水平實在差的有點多，南方士子日漸占據了優勢，而北方士子卻很少再有人能通過考試。
這種情況下，許多北方士子不是不想做官，但拼不過的現狀，也讓他們心灰意冷。但是讀書人的臉面還是要的，所以，「多有不欲仕者」「以不忘故國也」之類，就常掛在嘴邊。
劉三吾，茶陵人。元末曾任廣西提學，《大誥》序作，主編《寰宇通志》，與汪睿、朱善三人，并稱為「三老」
為人慷慨而胸無城府，自號坦坦翁。 史學家評價他不同于宋濂，卻渾厚過之，不如劉基，卻質直過之，不如詹同，卻事功過之。 可謂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。
此次，選擇他為主考，既是朱元璋對他本人的認可，也是朱元璋對這次科舉的期望。明洪武三十年的丁丑科會試盡取南方士子，純屬偶然。朱元璋對此心知肚明。而劉三吾主持會試時，也已年過85歲。
事實上，劉三吾如果真的世故圓滑，他大可不必非要據才學錄取，隨手勾選幾位北方士子入科，就都相安無事了。
可劉三吾偏偏不是這樣的人，在這位坦坦翁看來，科舉就得憑試卷說話。
可是對于朱元璋來說， 還有比原則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政局的穩定。
朱元璋感到憤怒，劉三吾、張信是否真的徇私舞弊倒是次要，而是他們不能領悟他的苦心。更為了所謂的「風骨」，而置江山社稷于不顧。
所以，朱元璋雖了解全部事實真相，但卻并未認可調查結果。五月間，他突然下詔，指責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為「藍玉余黨」，并揪出了劉三吾10多年前為胡惟庸鳴冤的事實， 認定他為「反賊」，發配西北。
張信更慘，他被告發曾得到劉三吾授意換卷，而被凌遲處死。
新科狀元陳安也因復審時，沒有明確批語，被定為「有惑圣覽」，判處流放，終受牽連被殺。
所有，涉案的官員大部受到嚴懲， 只有戴彝、尹昌隆二人免罪，因為他們在復核試卷后所開列的中榜名單上有北方士子。
此后，朱元璋親自下場主考，錄任伯安等六十一名考生， 狀元韓克忠﹑榜眼王恕、探花焦勝成為新的天子門生。
因此次錄取考生全是北方人，故又稱北榜。他們是科舉的新寵，是北方學子斗爭的結果，但無疑也是踩著陳安等人尸體才上的位。
南北榜案終于畫上了句號。從政治視角來看，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政治平衡的需求，同時也體現了朱元璋一貫打擊和限制江南地主的政策。
此后明朝科舉一直沿用分地選士的新路子，後來干脆把它形成了制度。不但保持了國家各行政地區政治力量的相對公平，而且帝國的團結力也得到了強化。
但南北榜劃分后，明朝官場中的官員關系呈現出一些新趨勢，除了以往的師生關系，鄉黨關系，同榜的考生之間也形成了拉幫結派的現象，并成為官場的一種常態，也為明朝后期的黨爭埋下伏筆。
明朝是一個開明的朝代，言官可以任意發言。激揚文字、批評皇帝，彈劾大臣，用今天的話說，就是民主。
可是民主過了頭，就是問題了。風聞奏事，道聽途說，捕風捉影在明朝都是小兒科，言官只負責上書，真假對錯，全由皇帝自己判斷，就是錯了，自己也不用負責任。
所以，像南北榜這樣的案子，朱元璋心里是清楚的，但是，科舉也有政治屬性。既然是政治問題，幾百人來考了一回，名額就這麼多，告狀的也這麼多。不給個說法，也是不行的。
狀元是稀有品種，陳安中了是幸運。但是，如果沒中狀元，他就不會丟了性命。
所以，南北榜事件，真正的原因，雖然可笑，卻很真實。
但對明朝政府而言，這實在不是什麼大事。
既然不是什麼大事，自然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，爭議、誤解、謎團。
然而無論大小，歷史上確實存在過這樣一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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